即明面上向朝廷缴纳赋税，接受朝廷的调遣，在暗中向北方的河北藩镇称臣纳贡，同时还向南方亲朝廷的宣武军眉来眼去，
对内采取的是联合郑州和滑州的豪族、大族，利用地处大运河和河南、河北之间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大赚特赚，在李师古被俘之前，甚至还牵扯到战马的贸易之中。
虽然不显示不漏水，但是也算是中原地带的小富豪。
由此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对于郑州和滑州平民百姓的压榨会建好很多，从而导致相当城的一段时间之内，袁滋的风评和信任还算不错。
只不过，在过于安逸的环境之下，其麾下的兵马的战斗力自然也就随之降低了不少。
如果大唐的局势就这么发展下去，袁滋的野心虽然得不到满足，但是也绝对可以凭借位置和手段在中原风生水起。
问题是，并非一切都如同梦想的那么美好。
在河北反叛之前，其实已经有了不少迹象，如果那时候袁滋认真观察，提前察觉，或者有人将消息告诉袁滋那么局势将会完全不同。
无论是提前站队，不再摇摆，还是提前准备，积蓄力量，对袁滋来说的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问题是，袁滋倒霉就倒霉在这里。
虽然和每一方关系都不错，但是却没有任何一家是铁杆，所以无论是朝廷，还是藩镇，抑或是宣武军的韩弘，没有人把会开战的消息传递给他。
虽然有足够的机会，和足够的途径，但是过于安逸之下，毫无警惕心理的袁滋和义成军对于各路筛子一样的细作熟视无睹。
结果就是河北突然叛乱之后袁滋懵了。
向河北派人杳无音信。
向宣武派人毫无回应。
从长安而来的援军抵达，征调义成军所有的战马和骑兵。
袁滋求见太上皇第一红人郭戎，结果却被告知大将军不见！
到了这一刻，袁滋是彻底的懵逼了。
如果换做其他人，比如太上皇李诵，比如宦官首领俱文珍，比如前平卢节度使李师古，比如在逻些城发动政变的赤苏仁谢。
且不说以他们的观察根本就不至于让他们陷入绝境，就算真的陷入了绝境，他们也绝对会不惜代价拼死一搏。
然而，掌控了义成军，掌控了郑州和滑州的是志大才疏，瞻前顾后，有贼心，没贼胆的袁滋。
于是，等郭戎派遣的羊攻部队离开之后，袁滋开始疯狂从郑州和滑州集中力量，试图凭借高墙深垒等到局势明朗了，跟随胜利者追击失败者。
然而，后面的发展更是超出了袁滋的预期，郑州、滑州，一半为朝廷掌控，一半为叛军掌控，呈现出的冰火两重天的状态。
朝廷掌控的一半在郭戎的命令之下民不聊生，叛军所掌握的一半职责更是沦为了人间地狱。
问题在于，华夏人历来安土重迁，和禁军以关中为主，河北军为燕赵为主，剑南军以蜀地为主一样，在藩镇割据之下，构成藩镇军兵员自然是以本地人为主。
袁滋为了寻求自保，将郑州城、滑州城两座城池为核心，放弃了城外的一切，而真正掌控了两州经济命脉的却是几大豪门，袁滋二话不说放弃一切，实际上放弃的是他们根本利益，而他们则是对袁滋恨之入骨。
只不过，随着兵力的集中，在郑州和滑州之内，家族的力量再强也抢不过凭借义成军掌控城池的袁滋。
所以，损失惨重的几大家，只能一边老老实实给袁滋提供钱粮，一边悄悄的开始在义成军中挖墙脚，使绊子。
事实上，义成军的士卒哪里还需要他们去使绊子。
当然，普通义成军的士卒想不太多高深的东西，也不懂什么天下大势，纯文盲之下他们甚至连才哪边来的是所谓朝廷的兵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不是傻子。
说实话，打仗这东西如果真的打不过，战败而亡，其他人其实说不出什么，至少你用心的去努力的抵抗过。
然而自家的节度使倒好，河北叛军还没来，甚至连河北的风都没有吹来，仅仅听说了对方高达几十万的兵力，就直接被吓破了胆。
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如此这样一位节度使的带领之下，士气在整个义成军中跟笑话没有太大区别。
更重要的是义成军所辖为郑州、滑州，其兵员自然以郑州和滑州为主。
虽然他们被收入了城中，但是在城头之上看自己的家人、亲友看着自己的亲属亲卷在叛军的刀锋之下，受尽折磨，惨遭屠戮，义成军的士卒和军校自然心怀怨愤。
这些原因之下，再加上大家族的不停钻营，义成军如果能保持高昂的士气，高昂的战斗状态，绝对的战斗意志，那么才是一件怪事。
早在在郭戎抵达之前，义成军节度使袁滋在义成军内部，尤其是在驻守郑州城的义成军眼中已经没有了任何威严和信任可谈。
如果不是袁滋的手中还有一支千余人上下的铁杆心腹，袁滋恐怕早就弹压不住城内的义成军了。
在叛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为了保住城池，大家还面前愿意抱团取暖。
而现在，叛军已经走了，外界威胁消失，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这才会出现也不会出现郭戎以及几百骑兵的出现，就足以让义成军变成惊弓之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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