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加十秒钟的戏怎么样？台词都不需要有，如果能的话，我就贡献我的传家宝剧本。”
刘尚一脸狐疑：
“哈？剧本还有传家宝？我电影拍的少，你别唬我。”
冯峰咧嘴笑着说：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我还能骗你吗？说有肯定就是有，而且质量一定比现在的这个本子好。”
“哦？”刘尚来了兴趣。
如果冯峰说的是真得，那这个买卖稳赚不赔啊。
本来加一个香艳镜头就是随手而为，大导演的基操。
刘尚佯装不同意就是为了拿捏冯峰，这会果然诈出来了好东西。
这会左少芳走过来，看到两人说话，笑着问：
“聊什么呢？”
刘尚看向冯峰，皮笑肉不笑地点点头：
“行，剧本具体情况，咱们抽时间聊。”
“好，你先忙李阳导演的事情。”冯峰也点头。
吃过饭，刘尚没有直接去剧场，而是让公司秘书查了一下李阳导演的动向。
刚巧，李阳导演今天在平城有一场公开演讲。
刘尚立马让秘书安排一下机票和入场券。
十点，刘尚带着陈婉清坐上赶往平城的飞机。
紧赶慢赶，终于是没迟到。
电视台这边听说刘尚免费过来做嘉宾，都觉得是意外之喜，赶忙让片场这边安排。
刘尚婉拒了他们的安排，只让他们给自己准备两个观众席座位就行。
等到了演讲的点，李阳导演从后台走出来。
“大家好，我是李阳导演。”
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年纪不大，但是头发斑白，有点未老先衰的感觉。
但是面相清爽，眼睛有神，看来还是有创作激情和能力的。
刘尚和台下观众一块鼓掌。
身旁的陈婉清小声地问：
“这个人是谁啊？”
刘尚一头黑线。
刚才来得急，路上没有跟婉清说明情况，刘尚指着舞台，示意听这个家伙讲话就好。
李阳拿起麦克风，直接开始了演讲：
“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有很多地方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善，但不能否认的是，国内还有很多人生活在底层或者挣扎在底层，有数亿人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下——这批人其实是国家社会的基石、最基础的一部分，如果他们的生活好了，那么中国的国力一定会好，而不是只看1%或者不到1%的那些富豪们。
而且，不要忘了，富豪们赚的钱也都是跟底层有关系的。
如果真正到底层一看，会发现他们很多人的状况是触目惊心的。
我不想拍出那些虚假的现实主义作品——那种现实主义作品是留不住的。
比如说，特殊时期中的那几部电影，能流传长久吗？
《决裂》《金光大道》等。
艺术作品中能长久流传的，绝不是那些溜须拍马的作品。
再比如，据说清朝有一个皇帝（乾隆皇帝），一共写了几万首诗，但是大家能记住他的哪怕是一首诗吗？
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关注民间疾苦的诗，关注人心的诗，一直流传到现在，可以说流芳百世。
这是为什么？因为李、杜、白他们真正关注的是人、人的情感。
所以，我再三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的电影不是仅仅卖惨，不是通过底层来说我们国家如何如何不好，不是所谓“递刀子”，我关注的是人性——人在某种状态下的人性表现，他/她怎么样去做，这是非常重要的。
电影《盲山》是我自己原创的剧本。
当时，我采访了大量被拐卖的妇女、解救她们的警察，以及人贩子，然后我自己创造了影片中的角色。
比如，为什么要创造黄德诚这个乡村教师角色？
虽然不是他拐卖的女大学生，但是他面临的是怎么样对待这个被拐卖到村里的女大学生的问题。
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选择视而不见，也可能选择去解救她，也可能选择去利用她。
再比如，小卖部的那个老板，他就利用自己手中有钱，就要跟被拐卖妇女发生关系再给她钱。
每个人物都是不一样的。
影片中的那个村长，以冠冕堂皇的说辞挡住了被拐卖妇女逃出牢笼的路——他说话是一本正经的。
实际上，在被拐卖妇女到村里之后，村里的每个人都会表现出自己特异的人性。
例如，那个所谓的婆婆，她劝的时候，说的话是“我们女人就是这样”。
其实，她本身的遭遇也很惨，但是她已经麻木到变成施害者……
通过这部电影，我们看到人性在这种时刻的表现。
现在拐卖妇女的问题，去屏蔽消息是一种态度，去支持也是一种态度；
每个人其实都是有态度的。
而各种态度背后，反映的是人性，反映出人对事情的认知，反映出人是怎么看待一个人的。
我想用电影表达的就是人性中的善和恶，希望电影能引起大家的一种思考、一种讨论。
这就是我最终想要达到的，而不仅仅是票房——当然我也需要赚钱，我不是清高到不需要钱，但是电影是一种有内涵、有内容、有价值体系（价值观）的文化商品，而不仅仅是像一部汽车、一块手表、一件衣服那样的商品。
电影要传递创作者对社会的认知，传递创作者对社会的真实看法。
我每次拍电影的时候，不管拍哪个题材，我都会用一种最笨拙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要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
要真正地花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了解真实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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