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已经意识到一些问题。
保守党虽强大，但吕夷简病重，庆历新政时他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一些大臣包括夏竦在内的反击，也只是党争，反制君子们的打压，矛头并不是针对新政本身。
其实是因为新政是夸夸其谈，了无新意，赵祯失望，导致皇帝不支持。君子党们戾气太重，一些大臣联手反对。最后新政才失败的。作为改革，或者变革，它只能说是一场闹剧。
范仲淹雄心勃勃，比如称喟。
朝堂言国家政事，称呼姓名，韩琦怎么的，吕夷简怎么的，私下称呼，多称字，但长者却多称呼官职。范仲淹年龄渐高，仍然让人称呼他为希文兄，说明他人老心不老。
君子们戾气深重，魄力大，如果将这个戾气用在改革冗官冗兵冗政上会是如何？
庞籍与范仲淹做了，但做得比郑朗更小心。
然后所谓的庆历十条……
范仲淹德操举世无双，郑朗也说过，若论私心，天下私心最少的只有范仲淹，有可能赵祯不及之，自己更不及之。可其人也有一个缺点，固执。
郑朗提醒后没有多说。
三大弊范仲淹敢不敢碰，就看他的能力。
不敢碰，又惹下一大堆麻烦事，新政还会失败。
继续说道：“说祖宗法制，我说太祖，为什么太祖敛财？不仅是为了轻徭薄敛，他说过一句话，契丹数入寇边，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于是在宫内设封椿库，储存钱帛。之所以处心积虑积钱，一是用这库钱去赎回幽云十六州，免去强行攻打之苦。二是契丹不同意，用这钱招募军队，用武力收回。这是祖宗家法。”
不要搞错了，祖宗的祖宗家法不仅是赵匡义的，也是赵匡胤的，赵匡胤才是宋朝的真正开创人。
梦想没有实现，莫明其妙死了，赵匡义为帝，一看这些钱笑大哥呆了，这些钱积攒着不花，起什么作用？花了，也打了，打了也花了，高梁河大败，回到开封，心中戚戚，从此政策变得更保守内敛。
就是这样，赵匡义还用兵西北。到了宋真宗，一代不如一代。
反正这种消极防御的政策，是逐代积累的产物，肯定不是所谓的祖宗家法，而是一群不喜战争的文臣弄出来的产物，贻害千年。很久以后，许多统治者还在执行着这种消极被动的策略。
“高梁河后，太祖之策不能了，”叶清臣在边上说道。
幽云十六州是契丹重要的产粮基地，又一年得到宋朝几十万贯岁币，马上有可能还会增加，宋朝得花多少钱帛才能赎出。一亿贯，两亿贯？也不能给。即便有也不能给，一旦得到这么庞大的财富，以契丹的武力，马上就能翻脸，不仅再次将幽云十六州收回，甚至会借着丰厚的财力出兵中原。
“故说财政，不如不说。没有西北，国家无论有多少财政，也休想指望国库象西汉那样缗烂粮腐。想要国家变好，一是如何节余费用，敛出财政，二是明白钱帛用在何处，备荒年战事，而不是用在冗官冗兵上面。当真有这么多灾民流民需要厢兵来解决？为什么灾后不能将厢兵与禁兵打散，各归原籍，重新耕种？”
“说易行难。”
“如果怕，就不要去做，省得引起争议。”
范仲淹又不作声。
郑朗知道自己难以劝说范仲淹，换了一个话题，说道：“眼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彦国兄契丹一行。”
别人不知道，郑朗知道富弼契丹这一行，将会遭受着何等的煎熬。
……
富弼出使契丹，京城仍然是草木皆兵。田况与张方平进谏，杨崇勋在镇定，守赟瀛州，张耆在河阳，军事能力有限，万一有变，不能担当重任，不如诏狄青等名将前去河北，以巩边防。于是将王德用从澶州调到真定府为真定府定州路部署。
契丹的参与，使朝中君臣征讨西夏的想法渐渐消失，改韩琦、郑朗、范仲淹与庞籍为各种观察使，这也是一种信号。又调张亢为高阳关钤辖。
河北都转运使李昭述以河决久未塞，以治堤之名，征农兵八万，逾旬而就。刘六符过澶州，以为真是治堤，还契丹时，见城防全部修葺完备，这么快的速度，让刘六符惊愕。
这也增加富弼出使契丹的难度。
再建大名府为北京，范仲淹先是提议修洛阳以备急难。契丹说来伐，又有人将范仲淹的提议翻了出来，吕夷简说道：“辽人欺软怕硬，依城洛阳，无以示威，反张其威风，露之己弱。宜建都大名府，示以将亲征，以伐其谋。”
范仲淹闻讯后上奏说，此可张虚势，但不可足持。修洛阳不起作用，可以速修京城，以备万一。议者多从。
吕夷简反驳道：“辽人一旦渡过黄河，即便固守京城，天下也危矣。不如从河北就开始布防。”
在郑朗看来，两者都是费话，可相比而言，吕夷简眼光更长远一点。但从这里能看出，范仲淹几年的西北履历，声望已经隐隐的逼近吕夷简。即便吕夷简说得有道理，也花费大量口水，才使此议得以通过。
修洛阳做什么？今天修了洛阳，明天打算修江宁，后天打算修杭州？
不过修城的思想，是范仲淹军事战术的最大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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