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也是。”
唐子风改口也挺快，他说道：“我们这次打击高锦盛，也是要顶着一个国家大义的旗号，否则只怕地方政府就要护着他了。”
“你们不仅仅是想用舆论来打击他吧？”梁子乐问。
“当然不是。”唐子风说，“就高锦盛那种人，舆论压力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他信奉的是自由市场原则，说只要自己没犯法，国家就不能拿他怎么样。你想想看，国家机器他都不怕，区区一些舆论，对他能有啥影响？”
梁子乐嘟哝道：“可是，自由市场原则也没错啊。如果是在美国，只要一家企业的经营的确不违法，国家就不会干预的。”
“这个问题，让教授来向你解释吧。”唐子风用手一指王梓杰，说道。
王梓杰说：“小梁说的这一点，和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国家不应当干预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除非有企业违反法律规定。比如说，如果你们能够证明夏一机床公司的降价行为涉嫌倾销，那么政府予以打击是可以的。如果没有证据，甚至是没有明显的证据，那就应当是疑罪从无，不能粗暴干涉。”
梁子乐说：“是啊是啊，这也是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观点。现在主流理论都是在号召大家回归斯密传统，也就是政府只充当守夜人，企业经营交给市场去调节就好了。”
所谓斯密传统，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观点。斯密认为，市场上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发地调节生产，并不需要政府多事。
在斯密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西方国家一直都是奉行不干预市场的政策，但市场并未如斯密预言的那样，能够“自动出清”，而是每隔十几年就出现一次由于供给与需求严重脱节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对市场进行强制出清。
到上世纪20年代末，西方世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29-33大危机，重挫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危机过后，鼓吹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学派占据上风，斯密教条被抛弃。西方国家普遍推行了赤字财政政策，由政府出面刺激市场的有效需求，以维持市场繁荣。
凯恩斯学派红火了半个世纪左右。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了既不繁荣也不萧条的长期滞胀。经济学家经过研究，认为这是凯恩斯经济学带来的问题，经济过多地依赖赤字预算续命，相当于一个病人长期吃补药维持生命，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补成了一个虚弱的胖子。
经济学家痛定思痛，决定抛弃凯恩斯，重新供奉起老祖宗斯密，从而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去这十几年，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闹腾得最凶的时候，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圈子自然也不能免俗。做学术交流的时候，你不能飚出几句斯密语录，都不好意思自称是搞经济学的。
梁子乐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美国读的，说起这套理论，自然更是头头是道了。
王梓杰说：“小梁说得对，守夜人政府这种观念，现在在国际学术界是共识，在国内学术圈也是倍受推崇的。说真的，如果不是被唐子风这厮裹胁了，我也想投到新自由主义的门下去，申请课题、评奖之类的，都容易多了。”
他话归这样说，心里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做学问的方向，很大程度是受唐子风影响的，这使他的学术观点与目前占据主流的自由派观点大不相同。而也正因为他独树一帜，许多观点契合了政府的管理实践，才使他在各个政府部门受到广泛的欢迎。
那些自由派学者，看上去挺风光，但政府官员谈起他们的时候，都很鄙夷，认为他们不接地气，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行。
王梓杰能够得到政府官员们的认同，申请课题和评奖的机会其实是更多的。他带的研究生毕业后想到政府机关工作，也比其他导师的学生更容易。
有些学者表面上嘲笑王梓杰跟着政策转，是个“御用”学者，而实际上对他也是充满羡慕嫉妒恨，暗戳戳地也打算向他学习，这就是题外话了。
“唐师兄是从机械部出来的，现在又是大国企的老总，当然是支持国家干预的。这叫臀部指挥大脑，我们也不觉得意外了。”包娜娜调侃道。
唐子风大摇其头，说：“恰恰相反，我这才是真正的大脑指挥臀部。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有几个是真正研究过经济的？小梁，你跟我解释一下，考克斯报告，是依据哪条自由主义法则写出来的？瓦森纳协定，用新自由主义又怎么解释？”
听到唐子风举的这两个例子，梁子乐只能耸耸肩，没法吭声。
所谓瓦森纳协定，全称叫《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是1996年由美国牵头发起的一项技术禁运措施。这份协定名义上是限制向一些敏感国家出口武器以及与武器相关的技术和设备，实际上却是以此为借口，限制技术的流动，以保持缔约国自身的技术优势。
依据瓦森纳协定，西方国家就可以在不违背“贸易自由化”原则的条件下，名正言顺地对其他国家进行技术封锁。而以当今的世界格局来看，这个“其他国家”主要就是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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